1953年3月至5月,吕叔湘参加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,6月兼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。担任行政职务以后,吕叔湘写作的时间少了,但还是在《中国语文》上发表了几篇论文,其中《汉语研究工作者的当前任务》(1961)比较重要,它围绕现代汉语讲规范化问题,提出了语音、语汇、语法、修辞、方言、汉语史、文字改革、语文教学、工具书和参考资料的编辑等十个方面的具体任务,并对每一个方面的研究重点、应当达到的目标进行了详尽的论述。
这个时期,他还参加了两项与语文教育有关的工作。一项是参与拟订《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》的工作,另一项是指导和校订初中《汉语)课本。后者是应当时将语文课分为《文学》和《汉语)两门的需要而编的,试用两年之后,这两门课又合并为《语文》一门,但六册《汉语》课本仍然继续在学校内外发挥相当作用。至于《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》的影响就更大了。
在1955年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讨论会上,决定要编一本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1956年开始筹备,1958年开始编写,吕叔湘负责主编,到1960年印出“试印本”,向各方征求意见。这项工作后来就由丁声树负责。
十年动乱初期,吕叔湘也参加劳动学习,后来也下干校。1971年回北京,住在家里,很少外出。一度从事丹阳方言的研究,也阅读了好些英国文学作品。“文革”后期,他和几位同志代中华书局校勘标点本《资治通鉴》的标点,后来把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百三十多条分三十类,写成《资治通鉴标点琐议》,许多标点古书的人为之震动。同时,他又反复考虑现代汉语语法体系的问题,这是他从60年代初就一直放在心上的。后来他把自己的种种想法写成《汉语语法分析问题》,于1979年出版。
经过几乎完全沉默的十年之后,语言学界逐渐活跃起来了。1978年以后,有些省市组织了语言学会,1980年在武汉开会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语言学会,吕叔湘被推举为会长。在成立大会上,吕叔湘发表了题为《把我国的语言科学推向前进》的长篇讲话,提出要处理好中和外、虚和实、动和静、通和专四个关系,这既包括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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