谭嗣同:清末维新派政治家、思想家

来源：网络编辑：佚名更新时间：2010-11-25

(1865～1898)清末维新派政治家、思想家。字复生，号壮飞，又号华相众生、东海褰冥氏、廖天一阁主等。湖南浏阳人。父继洵，官至湖北巡抚。幼年丧母，受父妾虐待，备遭封建纲常抑压之苦。少年时先后师事欧阳中鹄、涂启先、刘人熙等浏阳学者，并结交义侠大刀王五，深受他们...

(1865～1898)清末维新派政治家、思想家。字复生，号壮飞，又号华相众生、东海褰冥氏、廖天一阁主等。湖南浏阳人。父继洵，官至湖北巡抚。幼年丧母，受父妾虐待，备遭封建纲常抑压之苦。少年时先后师事欧阳中鹄、涂启先、刘人熙等浏阳学者，并结交义侠大刀王五，深受他们学术思想与行为的影响，好任侠，喜词章，富于思想。他博览群书,研读过张载、黄宗羲、王夫之等人的著述,从中汲取了朴素唯物主义观点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重民思想，为日后提倡变法维新奠定了某些思想理论基础。二十至三十岁间，为父命所迫，曾六赴南北省试，因不喜科举时文，屡考不中。在此期间，他来往于直隶（约今河北）、新疆、甘肃、陕西、河南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台湾等省，遨游万里，开阔胸怀视野，目睹了清朝统治腐败，灾民流离、哀鸿遍野的景象，益想奋发有为，立志救国救民，故自名“壮飞”。
　　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，清军惨败，次年签订《马关条约》,丧权失地,群情愤慨。康有为在北京发动“公车上书”，揭开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的序幕。在民族危亡与维新思潮的激荡下,谭嗣同在思想上发生剧变,痛感自己三十年前的精力多敝于考据词章，无补于事，决心抛弃旧学，致力于维新变法。遂与唐才常等在浏阳筹建算学馆,创办新学,并撰《兴算学议》、《报贝元征》等文，提出变法主张，首开湖南维新之风。为追求新思想，学习新知识，他于1896年（光绪二十二年）北游访学。先后至上海、天津、北京，访问英美传教士，购阅西方书籍,看到机器、轮船、火车、电线,参观煤矿、金矿，还看到西方传入的计算器、爱克斯光照相等科学仪器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然科学发生兴趣。在访学中，还遍交维新之士，尤其是结识了梁启超，并通过梁佩，自称为康的“私淑弟子”。北游访学及与维新派的交往，使谭嗣同变法维新信念更为坚定。1896～1897年，他以父命入资为候补知府，在南京待委，此间时往上海与梁启超讨论学问，研究变法理论。还潜心读书，与杨文会研讨佛学，撰成其代表性著作《仁学》。该书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权、平等学说,批判封建专制制度,痛斥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“皆大盗也”，历代专制君主都是“独夫民贼”，指出维护君主专制的三纲五常“惨祸烈毒”。他不仅批判封建君主专制，而且大胆揭露清朝统治的罪恶，提出“废君统，倡民主”，主张发展资本主义政治、经济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康、梁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范围。谭嗣同在《仁学》中，对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,也力求提高到哲学理论上进行概括。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，他的哲学思想显得庞杂，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。　
　　1898年2月,谭嗣同回到湖南，在巡抚陈宝箴、按察使黄遵宪、学政江标的支持下，与唐才常等倡办时务学堂、南学会、《湘报》，以及延年会、群萌学会等，又倡导开矿山、修铁路，宣传变法维新，推行新政，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。当这些维新活动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和攻击时，他与之坚决斗争，认为“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，方有复兴之望”。
　　6月11日,光绪帝下诏宣布变法。谭嗣同被荐，奉召于8月21日进京。9月5日，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,与林旭、杨锐、刘光第同参与新政，时号“军机四卿”。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，反对新政，阴谋政变。在紧急关头，谭嗣同等维新派欲说服握有军权的袁世凯，幻想得到袁对变法维新的支持。但迅即被袁世凯出卖，促使慈禧太后于9月21日发动政变,对维新派残酷镇压。谭嗣同拒绝出走，矢志为变法献身，毅然表示：“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,中国以变法流血者,请自嗣同始。”24日，被逮下狱。他在狱中赋诗题壁，曰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”。28日与杨深秀、杨锐、林旭、刘光第、康广仁等同被杀害，世称“戊戌六君子”。临刑绝命词书：“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，死得其所，快哉快哉!”其著作编为《谭嗣同全集》。